当人工智能进入课堂，痛点难点怎么破？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底层逻辑正在被重新书写。4月17日，新京报“京彩E客厅”首场闭门研讨会举行，来自高校、中小学、科研院所和教育企业的多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教与学的范式变革与重塑展开对话。

与会专家认为，AI正倒逼教育发生系统性变革，教学范式从“师-生”二元走向“师-机-生”三元协同，教师转型为学习生态设计者，学生成为技术协作者。同时，伦理风险不容忽视，需要改革传统教学与评价体系，同时需建立多层次防范体系。

新京报“京彩E客厅”首场闭门研讨会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展开对话。

教学范式重塑，走向“师-机-生”三元协同

4月10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针对该政策出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包昊罡认为，“数智时代，人与人造工具的能力边界正在重新划分，整个社会的分工发生深刻变化，如今教育的目标也要转向培养能够驾驭人工智能、面向未来的人才，更注重人类价值回归。”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倒逼教育发生系统性变革，当人工智能能够改作文、出考题、当助教，课程和课堂会发生什么变化？实际上转变在高校中已现端倪。北京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王博岳观察到，以往大一学生完成的编程作业多以简单界面和基础功能为主，但从去年开始，学生作品的完成度和创新性明显提升，“界面和功能设计更加成熟，不少大一学生已经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微调个性化垂直领域大模型”。

在王博岳看来，传统以PPT讲授和基础代码教学为主的课堂模式正在被重塑。教师的工作不再只是讲解知识点和代码细节，而是提出问题、设计思路、组织讨论，引导学生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完成实现路径。实践课也从写基础代码转向设计高质量提示词、快速实现功能、持续迭代优化方案，让学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问题分析、系统设计和创新实践中。“这也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教学创新能力以及驾驭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王明涛指出，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教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知识灌输模式开展教学工作，传统的考试评价也已经不合时宜，对学生的评价和对教师的评价必须改革。他透露，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正在修订新一版培养方案，要求每个专业的培养方案都必须纳入人工智能要素。

“随着AI进入课堂，教师作为知识权威者的角色受到了冲击，但这绝对不是削弱教师，而是催生其角色的深刻进化。”北京市第十八中学信息中心主任张悦说道。

张悦指出，老师要从传统的知识权威与讲授者，转型为学习生态的设计者与认知协作流程的驾驭者。学生的学习范式也会随之转变，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化为积极的探究者与技术协作者。学生需要掌握与人工智能高效、批判性协作的技能，包括提出精准指令、质疑验证信息真伪、综合归纳多元观点等，并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知识的主动建构。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史运涛则认为，教师能力提升的前提是教育基础设施的变革。如果教室的算力、学校的大模型平台没有建立起来，教师很难跨越式提升。他形象地比喻：“车已经是电动车了，路还是泥土路。”

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强调，要有效防范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诈骗、学术造假、应试内卷、泄露隐私等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也成为研讨会上的讨论重点。

该问题在中小学学段同样不可忽视。包昊罡披露了一组数据：去年中国教科院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65万余份样本的调研，结果显示，99.7%的被调研学生都接触过AI，85.6%的被调研学生在写作业时尝试使用过AI，整体情况超出认知，背后也存在一定风险。

他进一步指出，在建立技术防火墙的同时，教育需要进行体系性变革。不能用传统的知识性考试和作业来评价学生，而是要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布置非结构性的、复杂情境下的任务，学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但不能让人工智能直接给答案，而是要与人工智能“协作”甚至“吵架”，从而培养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

包昊罡特别强调监管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于成年人拥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可以批判性地使用人工智能，中小学生的认知体系尚未建立，从现有研究看，过早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其认知发展、注意力和创新能力产生异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王明涛认为，要坚持以积极审慎的态度看待技术，拥抱技术带来的各种机遇，同时也要防范风险。除了技术监管，还要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认知引导，家长和老师都应参与进来，正确引导孩子使用人工智能。

张悦分享了十八中的实践——将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化为三张清单：“主权清单”明确最终评价、价值观引导等决策权永远属于教师；“禁入清单”划定隐私数据输入、核心思维过程代劳等绝对禁止的行为；“审计清单”要求对人工智能协助环节留痕备查。同时还把学生发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倡议》进行迭代并日常落实。每届初三的毕业生把倡议升级并传递给初一的新生，并组成人工智能小队进行监督。

张悦强调，三元生态中，人工智能承担资源生成、数据初步分析、流程自动化等任务，但是其所有行动必须在教师设定的育人框架与伦理边界内运行，“它不具备情感主体、终极价值判断等人类专属权能。”

在她看来，“教师”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关键在于建立清晰的权责与协作界面。她举例称，十八中在实践中，特别强调 “预设分工与动态切换” 。例如，在项目式学习的设计阶段，教师会明确划定“绿色发展区”——如科学实验的设计操作、伦理两难的价值抉择等必须由学生完成，人工智能不得代劳。

希沃北京总经理杨威建议，可以借鉴游戏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通过实名认证对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使用时间、功能进行限制。

包昊罡强调，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要允许可控的试错和讨论，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应用，风险治理应该伴随着应用的逐渐深入而动态推进。

推动AI+教育从“试点”走向“可复制”

“人工智能对职业教育影响特别大，例如现在开发软件的门槛降低了，对软件编程职业产生很大影响。”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史运涛感受深刻。他谈到，当下新的数字职业不断涌现，如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数据清洗师等。“为了适应产业对职业人才的新要求，大量职业院校学生在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基地的家庭服务、智能制造等模拟场景中，穿戴虚拟设备进行训练。”

“以高端机床操控技能为例，我们从视频中抓取多模态数据，配上文字讲解，转化为数字资源，学生通过人工智能随时调用学习。”他直言，北京的职业院校早已不是培养传统的电工、钳工、焊工。“无人工厂里，仓储AGV小车（自动导引运输车）全部由软件和代码操控，学生必须具备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等能力。”

史运涛介绍，该校是全国60所“双高计划”标杆校之一，该校去年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算力以及数字化建设，并与清华大学智谱清言团队合作打造产教融合垂类大模型，覆盖航天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打造“高端数字工匠”培养的数字化教育新生态。

王明涛介绍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构建人工智能生态的经验：以赛促学、以管促研、以研带管，师生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学校作为首批北京市未来数智书院建设的试点高校，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重视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的风潮，学生社团开发的智能硬件“AI比斯兔”已在招生宣传、校园开放日、广交会和北京科博会等诸多场景中亮相，为学校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已经从前期探索进入到真实生产环境落地的阶段。如何打造高价值、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王明涛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深度仍然不够，不少应用还停留在表面。他建议，落实行动计划应聚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覆盖，这是所有应用场景落地的基础，同时注重遴选和培育各学段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复制和推广。

包昊罡指出，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到“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试基地”，就是要将小范围创新放大验证，筛选出高价值、可推广、可复制的场景，打通产学研用。“要鼓励教师先行先试，他们的感受和反馈是判断场景价值的重要依据。”

王博岳建议，为提升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教学创新的积极性，可以引入企业真实场景、实践项目和产业需求，推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优化完善，引导高校教师与企业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助力“人工智能+教育”行动真正落地。

杨威坦言，教育垂类大模型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通用大模型很多，但专门为教育场景打造的模型较少，他呼吁更多企业参与教育垂类大模型开发，教育垂直领域的模型多了，企业之间会相互竞争、不断自我完善，才能推动生态繁荣。

责任编辑：赵智华

文章来源：http://www.anfangnews.com/2026/0426/153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