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审查，为人工智能扣好“第一颗纽扣”

为规范人工智能科技活动伦理治理，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

这项办法的出台，看似一项技术治理的常规部署，但放在2026年春天的坐标中审视——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新质生产力正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跃升——它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战略意涵。

它要回答的，是新质生产力在全面发力之际，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向何处去的根本命题。

科技伦理审查，正是为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扣上的“第一颗纽扣”。这颗纽扣扣得正不正，决定着技术“向善”还是“向恶”，也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架航班能否始终朝着人民期待的方向飞行。

一、2026年春天的三件大事：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深层逻辑

从我的角度看，2026年的春天，有三件大事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相继发生。

第一件，是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党中央同意，中办印发通知，学习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于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

第二件，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份规划纲要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重大战略与重点任务，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三件，是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的出台。4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标准体系，支持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技术创新，强化以技术手段防范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

三件事，横跨党的建设、国家规划、科技创新三个领域，看似各自独立，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审视，就会发现一条贯穿其中的深层逻辑：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方位——新质生产力正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跃升期。

“十四五”时期，新质生产力处于要素生成、点状突破的阶段。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尚未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产业力量。

而“十五五”时期，任务完全不同——从“点状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从局部探索转向全面跃升。规划纲要将此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成果和引领力量。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跃升节点上，政绩观学习教育展开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办法出台了。

从表面看，科技伦理审查和政绩观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治理领域。但从深层看，二者共同回答了同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的关键时期，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干部究竟为谁奋斗？

科技伦理审查聚焦技术源头，为新质生产力锁定“为了谁”的价值坐标；政绩观教育聚焦干部队伍，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为民造福”的实践根基。

一个解决“技术不能做什么”，一个解决“干部应该追求什么”；一个在源头嵌入硬约束，一个在思想深处强化软引导。二者一外一内、一硬一软，共同构成“人民至上”在跃升期的双重保障。

这三件大事在2026年春天同时发生，绝非偶然。它们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共同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在跃升阶段对“人民至上”的价值校准。

本文将从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这一制度创新切入，看中国如何在技术起飞的关键时刻，为新质生产力扣好“第一颗纽扣”。

二、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核心使命：在技术源头锁定“为了谁”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下简称《办法》），由十部门联合印发。

十部门涵盖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卫健、央行、网信等领域，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从数据治理到金融支持，形成完整链条。这不是一个部门的单兵突进，而是一场系统性制度部署。

这项办法的出台，并非平地起高楼。“十四五”时期，国家已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顶层设计。但当时新质生产力处于点状突破、要素生成阶段，伦理治理更多是原则性、框架性的部署。

从十四五后期开始，人工智能开始爆发，进入“十五五”，这一趋势更加迅猛。作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不仅自身在加速迭代，更驱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实现集群式突破和跃升性发展。

正是这种“引擎的引擎”效应，使人工智能治理成为科技伦理审查的重中之重。此次十部门联合出台专门办法，正是将前期科技伦理治理框架精准落位于人工智能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新质生产力领域。

为什么是人工智能？因为它是当前科技革命中最活跃、影响最深远的力量。它不仅在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在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

当算法开始决策，当智能体开始行动，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命题浮出水面：技术为谁服务？决策由谁负责？隐私如何保护？公平如何保障？

这些问题无法在技术成熟后再来回答，必须在研发应用的源头就锁定答案。

这正是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核心使命——在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在技术起飞的起点上，为“为了谁”锁定明确的价值坐标。

它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补救，而是在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嵌入价值约束。《办法》明确了审查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维度，每一维度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技术必须服务于人，而不是支配人；发展必须造福于人民，而不是少数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以人民为中心，智能向善，正是这份伦理审查办法的根本价值坐标。

它不是限制创新，而是为创新安装方向仪。正如专家所言，《办法》突破传统治理中“重监管，轻服务”的固有思路，专设“服务与促进”章节，明确将科技伦理治理定位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简单的约束项。

三、六维审查：人类福祉、自主权、隐私、公平、透明、责任

科技伦理审查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标准。

《办法》明确了开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需要重点关注的六个方面：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

这六个维度，构成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完整框架。

第一，人类福祉。这是科技伦理审查的首要关切。审查要判断：人工智能科技活动是否具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研究目标对增进人类福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否具有积极作用？科技活动的风险与受益是否合理？

技术可以追求性能极致，但不能以牺牲人类福祉为代价。从源头确认技术对人是“有益”还是“有害”，这是所有审查的起点。

第二，公平公正。算法并非天然中立。训练数据的历史偏见、设计者的认知局限、算法自身的“黑箱”特性，都可能导致性别、年龄、地域等群体在招聘、信贷、医疗等场景中面临系统性歧视风险。

审查要确认：训练数据的选择标准、算法和模型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采取了措施防止偏见歧视和算法压榨，保障资源分配、机会获取、决策过程的客观性与包容性？

第三，可控可信。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运行，不能超越人类的判断和干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谁来掌控技术”成为核心命题。审查要确保技术发展始终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出现“技术失控”的局面。

审查要确认：是否能够保障模型、系统的鲁棒性，以应对开放环境、极端情况和干扰性因素？是否能够保障使用者控制、指导和干预模型、系统的基本操作？是否制定持续监测方案、突发状况处理预案？

第四，透明可解释。人工智能决策不能是“黑箱”。透明可解释，是建立公众信任的前提，也是追究责任的基础。

审查要求：是否合理披露算法、模型、系统的用途、运行逻辑、交互方式说明、潜在风险等信息？是否采用有效技术手段提升算法、模型和系统的可解释性？

第五，责任可追溯。当人工智能系统造成损害时，责任由谁来承担？是开发者、部署者还是使用者？审查要确保人工智能科技活动有清晰的责任链条，不能因为技术复杂就让责任“蒸发”。

审查要求：是否具有日志管理等措施清楚记录数据、算法、模型、系统各个环节的充分信息，保障全链路可追踪和管理？科技人员资质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第六，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的运转高度依赖数据，而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审查要求：是否采取充分措施确保隐私数据得到有效保护？从数据采集、存储到使用，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机制。

这六个维度，构成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完整闭环。它们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嵌入技术研发全过程的硬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并非只设“红灯”，也开了“绿灯”。《办法》专门增设了第二章“服务与促进”，从标准建设、促进服务、鼓励创新、宣传教育、人才培养五个方面提出举措，赋能产业发展。伦理治理被明确定位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简单的约束项——既要“管得住”，也要“放得活”。

六个维度，六道关卡。它们共同回答同一个问题：在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是人类的助手，而非主宰；始终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这正是“智能向善”的制度化表达。

四、源头治理的双重保障：以制度约束与组织规范实现价值内化

科技伦理审查从技术源头锁定了“为了谁”，但光有制度还不够。

制度可以规定“不能做什么”，却无法回答“应该追求什么”。技术向善，不仅需要规则的红线，更需要价值的引领。

这正是2026年春天另一件大事的意义所在——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政绩观教育解决的是“干部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其指向是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而非仅仅人工智能或新质生产力。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在新发展阶段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引擎的中国式现代化起飞之际，这场学习教育不仅为全局工作锚定了人民至上的方向，更从源头上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了谁”作出了回答——通过规范干部的价值追求与决策导向，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为民造福的轨道，从而为后续的技术迭代与产业跃升注入不可动摇的价值基因。

科技伦理审查与政绩观教育，一个聚焦技术领域，从制度维度确保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人；一个覆盖全局工作，从组织维度确保全体干部奋斗为民。一个管“能不能”，一个管“想不想”。二者共同构成了源头治理的二重保障。

第一重保障：制度约束，为技术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的出台，标志着科技伦理治理从“软倡导”走向“硬约束”。十部门联合发文、六维审查标准、高风险活动复核清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的设立——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技术起飞的起点上，就为它划出清晰的红线。

制度约束的特点是刚性。无论技术多么复杂、应用多么广泛，伦理审查都是必经环节。这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它解决的是“技术不能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重保障：组织规范，为干部确立不可动摇的初心。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嵌入决策全过程的价值准则。

组织规范的特点是权威性。从中央到地方，从学习教育到考核评价，政绩观是否正确，成为干部评价的硬指标。它解决的是“干部应该追求什么”的问题。

制度约束与组织规范相结合，共同实现价值内化。

这种内化，具有双重指向。

一是内化于干部内心。通过学习教育、案例警示、考核引导，让“为民造福”从外部要求转变为内在自觉，让每一位领导干部在决策时都能问自己一句：这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二是内化于技术发展。通过伦理审查、标准建设、过程监管，让“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从外部规则嵌入算法逻辑，让每一次技术迭代都能回答同一个问题：这是否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

制度管行为，教育管思想；制度治标，教育治本。

只有制度没有教育，制度可能沦为“纸面合规”——审查走过场、条款空转，技术依然可能偏离方向。只有教育没有制度，教育可能沦为“思想空谈”——理念再美好，缺乏刚性约束，依然难以落地。

制度与教育相结合，约束与引领相统一，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源头治理上的独特逻辑。

回望2026年春天，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办法与正确政绩观教育几乎同时部署，绝非偶然。前者为技术安装“刹车”和“方向仪”，后者为干部点亮“初心”和“航标灯”。

一个从外部规范行为，一个从内部激发自觉；一个解决“技术不能做什么”，一个解决“干部该追求什么”。

二者一外一内、一硬一软，共同构成了“人民至上”在跃升期的双重保障。

二重保障，双重保险。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至上”从理念变为现实，从外部要求变为内在灵魂，确保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引擎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架航班，始终朝着人民期待的彼岸飞行。

五、技术应用的社会冲击：仍需系统应对，但不能因噎废食

科技伦理审查回答的是“技术能不能这样做”，但它无法解决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分配调整等深层社会影响。后者属于文明形态跃升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社会冲击，需要更宏观、系统的应对。

人工智能对就业等冲击，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2026年，自主执行智能体爆发式发展，AI从“工具”迈向“执行者”。文职、会计、客服等岗位已显著暴露于AI影响之下，而AI训练师、低空经济运营师等新职业也不断涌现。从实践来看，AI 并非简单地“消灭”工作，而是在“重构”工作形态与技能需求。

面对这场变革，中国已开始系统应对。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明确完善适应AI发展的就业措施。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时代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让技术红利惠及全体劳动者。

根据人社部2026年初的部署，将出台应对AI影响促就业文件。同时，已实施的“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正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规划纲要还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强调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人的发展置于与技术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面对技术冲击，不能因噎废食。

不能因害怕颠簸就关停引擎，不能因存在冲击就停下创新脚步。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解决的是“方向对不对”的问题，社会政策应对解决的是“飞得稳不稳”的问题。二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引擎的中国式现代化航班正在起飞，既要有方向仪确保不偏航，也要有安全网确保不颠簸。

六、扣好“第一颗纽扣”：新质生产力起飞时的关键一步

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引擎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进入起飞爬升的关键阶段。扣好这“第一颗纽扣”，就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架航班校准航向。

2026年春天，三件大事相继发生。它们看似各不相关，实则同频共振。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办法，在技术源头为“为了谁”锁定了价值坐标；正确政绩观教育，在干部队伍中筑牢了“为民造福”的实践根基；“十五五”规划，为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跃升绘制了航路图。

这三件事，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起飞时的“第一颗纽扣”。

扣好“第一颗纽扣”，意味着在起飞的瞬间就把方向校准。飞机起飞时，最后的航检与引擎启动同步完成——仪表是否准确、航向是否正确、推力是否足够，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在爬升阶段酿成风险。

新质生产力也是如此。在它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关键时刻，必须在源头解决好“为了谁”的根本命题。科技伦理审查是制度约束，政绩观教育是组织规范，二者一外一内、一硬一软，共同确保技术发展不偏航、干部奋斗不忘本。

这颗纽扣扣得正不正，决定着人工智能是“向善”还是“向恶”，决定着新质生产力是服务于人民还是服务于资本，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架航班能否始终朝着人民期待的彼岸飞行。

“第一颗纽扣”已经扣好。剩下的，就是在飞行中不断校准、持续发力。

“十五五”的航班已经起飞，爬升的航程就在眼前。方向正确，速度才有意义；初心不改，远方才能抵达。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智华

文章来源：http://www.anfangnews.com/2026/0407/14872.shtml